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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奢侈豪华文艺晚会屡禁不止，是相关部门没有制定出具体的详细标准，上面没有详细标准，下面办会人不知道办多大规模的晚会为不违规，也不能知道花多少钱才算节约办晚会，自然是无所适从。同时，却给那些喜欢钻政令空子的人预留下了左右逢源且可操作的巨大空间，虽说上有禁令很严很严，但是，下有对策很活很宽。由此可见，政府部门必须在禁令的可操作性上下工夫，才能禁出真正的效益来。

　　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审计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五部门明确规定，不得使用财政资金举办营业性文艺晚会，不得使用财政资金高价请演艺人员，更不得使用国有企业资金高价捧“明星”。

　　公款捧明星 早该休矣

　　反奢侈浪费，禁大吃大喝，最直接“遭殃”的，是宾馆饭店、名烟名酒厂家。据称有的豪华饭店开始转型面向普通公众，有的高端白酒掉头走低端路线，“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百姓由此受益，当然叫好。

　　这一回，轮到演艺圈明星大腕们必须作出决断。中宣部等五部门发出通知，要求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和节庆演出。其中特别提到，不得使用财政资金高价请演艺人员，不得使用国有企业资金高价捧“明星”“大腕”，坚决刹住滥办节会演出、滥请高价“明星”“大腕”的歪风。

　　多少明星大腕的出场费，动辄以数十万、百万计，令人咋舌。谁出的这个钱?大款、商家精明得很，如果不能赚回来，打死他也不会掏半个子儿。惟有公款有这个实力和胆量，这晚会，那节庆，此演出，彼慰问，明星助阵，大腕云集，如此潇洒一乐的背后，民众或多或少欢乐一阵，又谁知有多少民脂民膏流失?上百万的资金，若果用来扶贫济困，能解决多大的问题?

　　某种意义上来说，明星大腕们的高价码，是公款堆起来的，是公款比阔气、讲排场、竞豪奢搞起来的。明星大腕们让公众难得一见，是公款抬起来进而遮起来的。没有公款支撑，明星们的出场费没那个价，明星们的才艺表演百姓能够更多见到。是以，断了明星的公款抬价之路，反而给公众一片广阔的原野，能见到明星的真容真艺。

　　民众并不反感明星，只是反感公款聘请明星。民众愿意多看明星，只是需要明星降低身价。当然，这里的关键，是明星们顺应大势，及时转型。

　　事实上，明星大腕们的艺术生命力，不在高价遮蔽的高端中，而在基层大地人民群众之中。没有普通百姓，没有大众粉丝，明星们就缺少价值，缺少舞台。因而从实质上说，公款是隔在明星与大众之间的魔障，撤掉这个魔障，明星大腕们反而能够更好地走近大众，获得艺术的新生。

　　显然，明星大腕们面临一个重大转型，是躺在虚高的身价里顾影自怜呢，还是揭掉那层金灿灿的光环，走向普罗大众?那些炙手可热的明星大腕面临一次重大抉择。而在相当意义上说，这种抉择也决定了其艺术生命长度与厚度。而聪明人懂得，扎根百姓之中，艺术生命就不会枯竭，艺术生涯就会长青。

　　禁奢华晚会，要“不准办”更要“不能办”

　　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催生大众文化需求的提升，文艺晚会的繁荣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但反观当下的很多晚会，费用动辄上千万过亿，只顾明星大牌和视觉排场，形式和内容却难以承载文艺发展的诉求，特别是那些由财政资金买单的晚会，更涉嫌公款滥用。更重要的是，这些令人咂舌的豪华晚会，很多时候并非针对大众的文艺需求，而是带有官员的政绩目的，甚至有些直接是“公款追星”，与民众的文艺需求相脱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提倡节俭办晚会，首先就是关系到权力的约束问题。

　　明晰此点，要想落实禁令，除了要对一些“原则上”的规定加以细化之外，从根本上遏制相关财政预算，加速推进财政预算的精细化、公开化，亦不可或缺。明确财政预算之后，政府能够随意支配的财政款项将得到限制，且随意用于晚会将构成违法，而不仅仅是节不节俭的事，将形成更大的威慑力。

　　当然，禁令列举了禁办奢华晚会的“六不准”，还只是一个低层面的政策诉求。要彻底杜绝官员的奢华倾向，就要让官员从不准奢华走向不敢奢华和不能奢华。在现实中，各种晚会都带有政府与企业合作的性质，甚至为逃脱监督，官方会特意强调是企业出钱。政企合作晚会的多现，实质上是一种不正常政商关系的折射。企业有求于政府的地方越多，过多受到权力的干预，都会刺激这种政商合作晚会的出现。此次规定中明确提出政府不得与企业联名举办文艺晚会和节庆演出，有针对性，但让企业不需要和政府在这种形式上合作，从根本上还是要减少企业对于政府的依赖度。

　　政府成为豪华晚会的主角，说到底还是在于政府手中拥有的资源和权力过多，“没有政府办不成的事”。提倡节俭办晚会，不仅是豪华晚会将对社会产生不良的示范，更是指政府主办的晚会越多，就越会占据社会文艺发展的资源，限制民间文艺的多元发展和创新活力。所以，在制止公款晚会和奢靡晚会的同时，又要给予民间文艺的发展更多的支持和空间，确保民间文艺的真正自由繁荣。在这一点上，改变官员的某些考核方式，更加注重社会文化的实质性发展，当是改变官员“文艺观念”，“不想办奢华晚会”的一个重要保障。

　　提倡节俭办晚会，除了加强监督力度，更要考虑长远的机制建设，实现从“不准办”走向“不能办”、“不愿办”，以此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观和权力品质，才能真正确保健康的文艺繁荣。

　　禁止公款捧明星谁是弓箭手?

　　这几年，明星的价码直线飙升，扭扭屁股好几万，吼上几声几十万。应该说，在市场取悦受众，受众选择市场的时代，也无可厚非。值得警惕的却是，在明星们的金山银海之中，在明星们的山珍海味之内，在明星们的名车豪宅之里，是不是也有很多政府资金的给力呢?

　　这个问题是不需要回答的。在政府也凑热闹的泛娱乐时代，几部门发出的通知恰到好处。一个通知能不能拦住政府抚摸明星脸的那双手呢?显然还是没有多少力量的。这就好比弓箭一样，仅仅有一张弓，没有箭，再大的力量也伤及不到人家，又何况，这样的弓连个有力量的弓箭手都还不一定能找到。

　　表面上看，有着这么多的部门，还能没有拉弓的猛士吗?其实，也只是想象而已。对于一个地方的政府来说，他们就是大哥大，谁来监督他们请明星的行为?中宣部看不到，财政部也不知道，文化部也是鞭长莫及，至于国家审计局更不要说了，连自己的开支都审不好还能审好谁?

　　如此看来，监督地方政府的行为，就只能靠着政府身边的那些部门了，可是我们可以想见的是，这些部门真的敢于去监督地方政府吗?就算他们真的有了豹子胆，他们也没有那两把刷子。

　　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要想制止公款捧明星的现象，就算有了不怕死的猛士，也还是少了一支箭的。

　　一者，公款捧明星如何界定，你咋就能分得清是公款请来的明星，事实上很多地方由政府请来明星后，演出的时候也是卖了门票的，这种情况你说是市场行为呢还是政府行为?

　　二者，地方的部门有没有处罚政府捧明星的办法。能够请得动明星的不是小百姓吧，你要么有权，要么有钱，搞这些活动者也都是政府，这些小部门如何去查处，如何去追究书记市长的责任?

　　三者，就算是上级有关部门也无能无力。筹办活动的时候，他们不会通知上级部门，举办活动的时候，你也不见得就能知道，就算知道了生米已经成了熟饭，你还能面对热情的观众打烂了明星的碗?

　　制止公款捧明星，几个部门的通知，也就是一个没有弓箭手，也没有剑的弓而已。想解决这样的事情只有一个办法，谁敢违令就让纪委揭了他的乌纱……

　　禁止公款捧明星不能有弓没有箭，这只箭就是党纪之箭。

　　规则落地 追责很关键

　　通知明确规定，不得使用财政资金举办营业性文艺晚会，那么非营业文艺晚会呢?倘若是前者，虽违规尚能为政府创收;而当下不少地方政府高价请明星、办晚会，营业性与否相当模糊，政府官员出于形形色色的“追星”冲动，动辄出手数百上千万，造成的浪费相当惊人，老百姓无不心疼、不满，显然同样应该属于禁止之列。

　　不得使用财政资金高价请演艺人员，这样的规定同样显得模糊，到底花多少钱请明星才算或不算高价?50万?100万?500万?大家都知道，当下某些演艺人员的出场费已经被炒出天价，公众觉得离谱，主办方称不高，比商演低很多，该如何界定?显而易见，这样的原则性规定极容易被架空，很难起到应有的约束作用。至于禁止国企资金高价捧明星，同样存在上述弊端，国有企业原本就不该慷国家之慨去捧明星，这一规定只能逼着国企化整为零，规避表象“高价”嫌疑。

　　而且，规则要落地，追责相当关键，否则就谈不上执行力和震慑作用。可在联合发文的部委中，最该成为主角的两个部门却偏偏缺席了，一个是纪检监察，一个是国资委，是不是就大大弱化了这份联合通知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假如某国企涉高价捧明星，国资委出面表态那是正常的企业行为，发通知的五部委谁有权启动问责?

　　如果真想办，不妨多协调公益性演出、义演，既可增明星人气，更可体现明星社会责任，又可给地方某些主题活动造势，还能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可谓各方共赢之举，也才能真正有效防止拼明星、比阔气、讲排场，大操大办、挥霍浪费，进而达到简朴、节俭的目的。

　　禁令需详细标准跟进

　　一纸禁令要想真正遏制住眼下的奢侈豪华文艺晚会，还需要详细标准跟进。

　　政府行政效率的提升，体现在政令的可操作性上。这要求政府部门在发号施令时，预先把可供操作的具体细则制定好，而不是一纸禁令一发了事，下面执行也好，不执行也罢，全凭下面执行政令的责任性。这种把执行政令寄托于下面自觉性的主观臆断，是极其不靠谱的。那些掌握办会资金支出大权的人，凭借着没有可供操作的细则作为遵守的“底线”， 出现了你禁你的，我办我的，结果禁来禁去，奢侈豪华文艺晚会没禁住，反而奢侈豪华的文艺晚会越禁越疯狂。

　　如果政令伴随着详细标准通过媒体向社会公众颁布出来—哪一级政府部门可以使用多少资金办怎样规模的晚会，哪一级政府部门不可以使用多少资金办怎样规模的晚会，细则规定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超过了就会受到怎样的党纪、政纪处分，如此一来，等于请公众来监督并扎实了钱袋子，公众的监督如影随形，那些“好大喜功”者自然“不敢越雷池一步”，从而确保了政令不会被人为架空。

　　事实上，奢侈豪华文艺晚会屡禁不止，是相关部门没有制定出具体的详细标准，上面没有详细标准，下面办会人不知道办多大规模的晚会为不违规，也不能知道花多少钱才算节约办晚会，自然是无所适从。同时，却给那些喜欢钻政令空子的人预留下了左右逢源且可操作的巨大空间，虽说上有禁令很严很严，但是，下有对策很活很宽。由此可见，政府部门必须在禁令的可操作性上下工夫，才能禁出真正的效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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