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公务员面试热点材料：电话公开是否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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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公开领导干部和人大代表个人电话的出发点是好的，也不否认这种方式是群众利益诉求的重要渠道之一，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必须承认，这并不是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难题的根本办法。在一个法治社会，首先还是应该加强制度建设，让制度内的渠道和平台通畅。

　　人大代表的手机号码该出来吹吹风

　　“人大代表愿不愿公开手机号码”与“人民群众想不想要人大代表的手机号码”，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命题：前者指向代表制度建设，后者指向群众对人大代表履职的信心。不妨来看下面两组数据：一是3月12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完成了对31个省(区、市)的5097人进行的一项题为“你期待代表委员主动公开联系方式吗”的在线调查。结果显示，91.2%的人希望全国人大代表公布联系方式能成为制度化规定。二是近一个月以来，记者电话联系了31个省(区、市)的人大常委办公室，了解各省人大代表信息公开程度以及如何联系群众的有关情况，然而，不少地方的办公室电话很难打通，无人接听的省份所占比例达到51.6%。

　　想找代表的群众很多，而能找到代表的概率很小，这是值得深思的现实。常识而言，中国是代议制国家，人大制是根本的政体。那么，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自当如鱼与水。如果说，每年三月是全国人大代表集中反映民意、共商国是的节点，那么，寻常日子就是人大代表向下倾听民众诉求的常态时间。2010年10月修订的《代表法》第四条、第四十五条规定，“代表应当与原选区或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代表应当采取多种方式经常听取人民群众对代表履职的意见，回答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对代表工作和代表活动的询问，接受监督”。那么，在这个微传播时代，连作为主要信息沟通方式的手机号码都成了秘密，民意如何与代表“无缝接轨”?

　　这些年，人大代表手机号码该不该公开的讨论并不少。客观地说，代表手机号码公开后，确实面临多重烦恼：一是没日没夜、不堪其扰的电话骚扰;二是民众容易将之混淆成“万能热线”;三是代表非专职，平时业务繁忙应酬多，分身乏术。也正因如此，不少公开电话的要么无疾而终，要么被“呼叫转移”。调研也好、视察也罢，蜻蜓点水的民意接触总归是“不解渴”的，人大代表的联络方式必须公开;但公开还得仰仗好配套的前提工作——要不然，不是遭遇拒绝公开的傲慢，就是陷入“假公开”的秀场。

　　人大代表的手机号码该出来吹吹风，这里有两个前提：首先，隐私保护要到位，对于恶意骚扰或商业广告要究责，不然，没有人愿意自己的手机成为“垃圾场”;其次，游戏规则要厘清，什么时候接听、接听那些方面的内容，要有宣传引导，要不然，代表的电话很可能成为12345或者12315等既有热线的“雷同品牌”，或者也会影响当事人正常的工作与休息时间。一公开就了事的态度，迟早会无人愿意、无人敢于公开。

　　人大代表代表选民的意见和利益，代表与选民的联系肯定是越密切越好、渠道越多越畅通越好。人大代表如果自愿主动地公开手机号码，方便选民与自己联系，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好事。然而，公开手机号码只是一个形式，问题的实质是代表要真正履职，听取选民意见，代言选民心声，维护选民利益。手机号码的公开理论上有利于选民联系代表，但手机号码的公开与否，却不能完全与代表履职尽责划等号。

　　之前，部分地区党政官员尝试公开了个人手机号码，一项网络调查显示，超六成网民表示支持。网民之所以支持，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公开了领导个人手机号码对群众来说，至少不是一件坏事;二是制度内的领导联系群众方式确实不畅，公开领导个人手机号码有利于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制度内的联系沟通渠道足够畅通有效，也就不会对公开领导个人手机号码有庞大需求了。

　　人大代表的手机号码要不要公开，逻辑和党政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要不要公开，是一样的。正是因为51.6%的人大常委办公室电话无人接听，官方网站上的“代表信箱”无法点击，“人大论坛”板块显示“您访问的网页不存在”，网民留言1519条却只有14条回复，遇到询问，一句“网站上没有就没有，无法答复”后就直接挂断了电话……制度内的联系沟通渠道不畅通，不起作用，选民才有了知道人大代表手机号码的需求。公开人大代表的手机号码也许有效，但毕竟是制度外的，属于锦上添花的性质，如果连制度内的基础都没有建好，就去追求制度外的锦上添花，无疑有点过急，也不是务实的做法。

　　没有谁会指望通过公开领导个人手机号码建设透明政府，也不会指望通过公开民意代表个人手机号码能完成履职。2011年，山西公开了260名纪委书记和组织部长的电话，但是经记者拨打，260个号码竟然有145个无法接通。昆明作为公布领导干部电话的“始作俑者”，虽然接通率一直很高，但记者试验发现多数都不是领导干部在亲自接听，被“我们刚好在这边(接听)”搪塞过去。湖南长沙市直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的电话公布之后，接到的最多的是推销和谈及“合作”的电话。做不到的，就应该不做;暂时还做不好的，就应该等条件成熟后再做。

　　追求公开领导干部和人大代表个人电话的出发点是好的，也不否认这种方式是群众利益诉求的重要渠道之一，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必须承认，这并不是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难题的根本办法。在一个法治社会，首先还是应该加强制度建设，让制度内的渠道和平台通畅。

　　强化人大代表履职，前提是将人大代表的职责进一步细化、制度化，进一步明确代表联系群众的程序责任和问责机制，是将已有的代表之家、办公电话、热线电话、电子信箱、调研、视察、走访群众、设立信访工作室和接待室、执法检查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好，切实尊重和重视群众的每一个声音。然后才是探索鼓励和支持人大代表“点对点”方式联系服务选民的机制。如果我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对新颖形式的吹毛求疵上面，而忽视了基础建设和制度建设以及对代表履职的监督，可能起不到应有的效果。

　　众所周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如果说，每年三月是人大代表向上集中反映民意及民众检阅代表履职情况的节点，那么平常日子则是代表倾听、收集民意的履职时间。因此，代表与民众的关系应“亲如鱼水”，而不能接触起来只是“蜻蜓点水”。

　　代表与民众的“无缝对接”，既是代表的职责所在，亦是民众的普遍呼声，但现实情况是，民众的这一诉求并未得到相应满足。两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一是91.2%的人希望全国人大代表公布联系方式能成为制度化规定，这是来自今年3月12日中青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结果;二是在31个省(区、市)的人大常委办公室中，电话无人接听的省份所占比例达到51.6%，这是近一个月以来记者电话联系的发现。

　　这边厢，群众盼望能与代表直接联系;那边厢，代表没那么容易被找到。当然，这中间的落差不能全怪代表不公开联系方式，换位思考一下，我们也不能不考量代表的担忧与电话公开存在的隐患。一者，公开之后，代表的个人隐私难以保障;二者，骚扰电话可能令代表不胜其烦;三者，代表多为兼职，倘若群众把代表电话当成“市长热线”，代表也分身乏术。

　　因此，电话公开虽好，但绝不能满足于公开了事，罔顾配套制度的跟进建设，否则，公开难免沦为“作秀”——公开电话又打不通，只会透支自身公信力。公开的前提至少有两个：一是加强对民众的宣传引导，让群众知道哪些事、什么时间可以打代表电话;二是对多次恶意骚扰者追究法律责任。只有满足这些前提，代表公开号码才不至于顾虑重重。

　　同时，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手机号码之外，新媒体手段也当大量引入，以密切代表与群众的联系，比如鼓励代表开通微博、公开个人电子信箱等等。总之，公开手机号码也好，使用网络手段也罢，最终目的都是强化人大代表履职，敦促人大代表联系服务民众。因此，形式固然重要，配套制度跟上、确保落到实处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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